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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撤销的条件与程序”学术研讨会在北大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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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6月20日,由北京大学教育法研究中心主办的“学位撤销的条件与程序”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凯原楼307会议室举行。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方工业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等单位的十余位专家学者,结合于某诉北京大学撤销博士学位案(以下简称本案)一审和二审判决,就作为学位授予单位的高校撤销学位所涉及法律问题进行了自由而深入的探讨。北京大学教育法研究中心主任湛中乐教授主持研讨会并作会议总结。

    研讨前,湛中乐教授简要介绍了本案的基本案情和判决情况,着重指出了案件的争议焦点和裁判中的法律适用方法。他强调,依法、公平、公正、公开地审查影响学生重大权利的决定是学界的期待,一审和二审两份判决的意义重大,不仅为学界提供了高质量的研讨素材,也为实务界审理类似案件提供了一个样板。研讨中,与会专家结合本案涉及的程序和实体问题,围绕《学位条例》等法律法规及高校的相关规程,就学位撤销的一般问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与会学者对本案的两审判决给予基本肯定,对法院主要采取正当程序原则撤销被诉行政行为的方法和较为充分的裁判说理给予高度评价。一些学者反复强调,撤销学位作为一种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行为,其职权的行使理应遵循行政法基本原则。其中,程序的公开、听取受处分者陈述和申辩、说明处分理由等都是正当程序原则的基本要求。学位的授予和撤销是典型的依法律授权的行政职权行使行为,高校等学位授予单位在行使这项权力时除遵守法律的明文规定,应当自觉遵守包括正当程序原则在内的行政法基本原则。两级法院的判决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实属难能可贵。 

    在肯定本案判决的同时,部分学者对判决存在的局限性发表了看法。认为,法院仅对该案程序问题进行审理,未涉及实体问题。即原告(被上诉人)的行为是否构成《学位条例》第17条所规定的“舞弊作伪”,还是一般的“学术不端”;校内规范设定比法律法规更严格的学位取得要件是否合法;以博士论文以外的学术瑕疵为理由撤销学位是否恰当等问题。诚然,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司法对学术问题的尊重和谦抑,呼应了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基本理念。但是,回避对实体问题的判断并不利于彻底解决纠纷,原告有再次陷入不利状况的可能。与此相关的学术裁量权、高校学术事务与行政事务的区分、学术问题的司法审查强度等问题也被一一阐发,与会学者普遍认为这些问题都是宪法、行政法、教育法中的难点问题,亟待今后学界和实务界的进一步研究与实践。
    针对本案涉及的法律适用问题,学者们重点讨论了《学位条例》及其有关条款。一些学者认为,《学位条例》的制定年代较为久远,条文规定较为原则概括,与日益发展的教育要求明显不相适应,亟需在立法层面上全面修改完善《学位条例》或制定新的《学位法》,将学位授予和撤销的标准、条件、程序等均予以明确规定。作为学位撤销权依据的《学位条例》第17条,学者们认为,对其中“舞弊作伪”的理解要进行体系解释,须结合第6条博士学位授予要件规定,解释为具有掩盖真实学术水平的舞弊作伪情形,且对象应主要指向学位论文本身,而不应有不相关联的考虑。高校的内部规范不应与《学位条例》相矛盾。

    与会学者认为,无论是学位授予还是学位撤销,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和院系分会之间应当有合理的分工,既要尊重院系内部学术共同体的专业判断,又要使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发挥其优化统筹的功能。当二者存在冲突时,应当作出充分且正当的理由说明,学校和院系都应当避免偏执和武断,双方应本着公开、透明的原则协商,并且给予学生充分的知情权。高校尤其是著名学府作为学术殿堂,本着珍视和维护学术声誉、严肃学术规范的立场,对学术不端行为进行“零容忍”的处理无可厚非。但是,“零容忍”不等于“杀无赦”,而是杜绝选择性“执法”,对待涉及任何人的学术不端事件均应一查到底,给予与其过错相当的处罚。特别是学术不端问题,应处以学术惩戒,交给学术共同体来评判与选择。同时,高校承载着“育人”的使命,在涉及学生重大利益时不应草率行事,应当本着法治精神,严格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按照正当程序加以处理。

    部分学者提出,我国当前缺乏有效的高校内部申诉与外部申诉机制,一旦学生与校方发生纠纷,除诉诸司法外似乎别无他法。首先,高校的校内申诉机构权责不明确,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的决定既不具备对校方的约束力,也无法在学位撤销救济事项上发挥作用,尤其是本案中的原告已经毕业。其次,当前我国的外部教育行政申诉制度也缺乏明晰的法律规范,如同校内申诉制度一样,往往不能充分保障相对人陈述与申辩的权利。今后应当加强高等教育领域申诉制度的立法工作,给予学生多样化的救济渠道,通过校内、校外救济机制联动,让行政和司法救济程序衔接,以保障学生的基本权利。

    总结发言时,湛中乐教授提出四点主张。第一,本案的两审判决在过去积累的经验基础上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可称为是经典判决。在全面依法治国和深化司法改革的时代背景下,法院通过一则则案例参与到国家的法治进程中来,也不断地推动了教育法治发展。该案一定会载入我国的司法历史,进一步督促高等教育领域的依法治教、依法治校。第二,本案判决体现出司法审查的有限性和谦让性是对办学自主和学术自治的高度尊重,两级法院的判决拿捏适当,不对实体问题判断,整体上看是利大于弊,再次为学术判断留下广阔空间。第三,本案进一步昭示了国家的学位法治、大学章程及其他校内规范亟待完善和统一化、体系化。第四,两审判决虽均判原告胜诉,但并不是对原告行为的肯定,法院对案件合法性的审查并不意味着法院认可了原告的行为。原告及万千学子应从中吸取教训,在学术道路上严格要求自己。同时,对被告及两千多所普通高校来说,今后在作出对学生的惩罚和处分时,一定要依法而为,慎重行使自己的权力。这种慎重态度既是对自己判断的尊重,同时也是对个人权利的尊重。
    最后,湛中乐教授对莅临研讨会的各位专家学者、听会同学以及相关媒体表示了衷心感谢。北京大学教育法研究中心将一如既往地对大学治理中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保持密切关注,期待与学界同仁一道共同见证中国教育法治的不断进步。


   2017-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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