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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明安新作《新时代中国特色法治论》出版

作者:姜明安   点击量:5454


姜明安新作《新时代中国特色法治论》已于2018年5月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现将该书序言转载如下:

本书收集了笔者自中共十八大以来(2012–2017年)在各种报刊和杂志上发表的72篇论述我国法治建设理论和实践的文章,根据文章的内容分别整理编辑成“中国特色法治理论”、“中国特色宪制”、“中国特色法治政府建设”、“中国特色法治社会建设”、“中国特色反腐败与程序法治”、“中国特色法制监督与救济制度”六编,并取书名为《新时代中国特色法治论》。之所以在“中国特色法治”前面加上“新时代”一词修饰,是因为本书收集的文章都是中共十八大以后撰写的,研究和探讨的内容均是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国法治的理论和实践,以区别于十八大前笔者对中国法治问题的研究成果。[i]虽然中共十九大报告宣告“新时代”是自十九大开始,但是,十九大后的中国法治理论源于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新一届领导集体和中国学界(特别是中国法学界)创立的法治理论,十九大后的中国法治道路源于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新一届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开辟的具有重大创新的法治道路,十九大法治理论和十九大后要走的法治道路与十八大法治理论和十八大后所走的法治道路一脉相承。应该说,“新时代中国特色法治”实际上是从十八大开始的。即使中国法治只是自十九大才正式开始进入“新时代”,本书研究和探讨的问题也正是回答关于十九大以后我们应信奉和坚持什么法治理论,应坚信和坚持什么法治道路的问题,从而是“新时代”的中国法治问题。所以本书的书名和本书的内容一致,均是“新时代中国特色法治论”。

至于“中国特色法治”,则不是自十八大或十九大始,而是自十二大邓小平同志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伟大构想[ii]以后从“中国法制”逐步演化形成的。 “中国特色法治”的全称应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但是,“中国特色法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二者的针对性、二者所欲区别的对象却有所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针对的和所欲区别的对象主要是前苏联东欧计划经济模式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其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想,主要目的和所欲解决的根本问题是要旗帜鲜明地与旧的计划经济模式的社会主义相区分,以走出一条真正能让民富国强的,有活力的新的社会主义道路。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口号也有针对西方国家的用意,即明确向西方国家宣示: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放弃社会主义道路而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只是放弃旧的计划经济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而改走承认并注重发挥市场经济作用的社会主义,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毫无疑义,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主要和根本用意是为中国拨乱反正,为我们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人民明确未来发展的道路:仍然坚持社会主义,但未来所坚持的社会主义不再是过去旧的苏东模式的社会主义,而是新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而“中国特色法治”的针对性和所欲区别的对象却不完全相同,其主要不是针对和区别前苏联东欧模式的法治,而主要针对和区别的是西方国家的法治。因为,其一,前苏联东欧国家基本不存在法治,它们治国理政的方式根本不是法治而是专制、人治,我国在改革开放前也基本上不实行法治,从而“中国特色法治”不可能是为区别前苏联东欧国家法治而创立的概念;其二,“中国特色法治”是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念提出较长一个时期之后才提出的概念。 改革开放初期至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法治”在我国尚是禁用词,自然也无“中国特色法治”之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法治才逐步随之解禁。1999年,法治方才正式入宪,这时,宪法才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但是实行法治与实行社会主义不完全一样,社会主义过去有苏东模式,法治没有苏东模式,只有西方模式。那我们要实行法治,而当时又没有现存的社会主义法治模式可循,怎么办?是否就向西方学习,照抄照搬西方法治模式。对此,学界和实务界曾有两种不同主张:第一种主张是走西方法治道路,照抄照搬西方法治模式;第二种主张是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法治的经验。但不照抄照搬,而是根据中国的国情,自己探索出一条既能有效控制制约公权力,把公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又能有效发挥公权力的正能量,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有效推进国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科学发展的法治道路。第二种主张就是我们今天所提倡并大力推进的“中国特色法治”。可见,“中国特色法治”主要是针对和所欲区分的是“西方法治”。因为世界上不存在“西方社会主义法治”模式和“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法治”模式,所以与“西方法治”相对的概念即是“中国特色法治”。“中国特色法治”的重要特色即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已经包含在“中国特色法治”的涵义之中。从而本书在研究中国当下法治时,一般即使用“中国特色法治”这一术语而未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术语。

“中国特色法治”与西方国家法治究竟有什么区别?二者的区别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在区别体现在下述四个方面:其一,“中国特色法治”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全面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法治”最重要最根本的特色,[iii]而西方国家法治实行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的政党轮替制:各政党通过竞选,通过与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交换和利益的不断整合、不断洗牌而取得或失去执政地位;其二,“中国特色法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国家最根本的政治制度,[iv]而西方国家法治实行以总统制或议会制为政体形式的“三权分立”:各种国家权力间相互制约平衡;其三,“中国特色法治”坚持控制公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防止其任性、恣意、滥用,与充分发挥公权力的正能量,最大限度地保障权为民所用相结合、相平衡,而西方国家法治坚持极端的控权论,推崇重控权而轻国家治理效率的形式法治;其四,“中国特色法治”坚持保障人权,保护公民权利自由与促进公民积极履行义务,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相结合、相平衡,而西方国家法治坚持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至上,推崇偏重公民政治权利而轻视公民社会经济权利的片面人权。

本书取书名为“新时代中国特色法治”。如前所述。“新时代中国特色法治”的“中国特色”主要是相对于西方国家法治模式而言的。而“新时代中国特色法治”则是相对于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十八大以前开始创立和发展、推进的“中国特色法治”而言的。“新时代”是指我国十八大和十九大以后的法治时代。那么,“新时代”的“中国特色法治”相对于的十八大以前的“中国特色法治”有什么区别呢?前者对于后者有什么重大发展和重大进步呢?笔者认为,“新时代”的“中国特色法治”相对于“新时代”前的“中国特色法治”,发展和进步是多方面的,但最重大的发展和进步主要体现在下述六个方面:

其一,新时代中国特色法治更重视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更重视保障人权。如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作出关于废止劳动教养制度的决定[v];人民法院自十八大以来纠正多起重大冤错案件,[vi]如内蒙的呼格吉勒图案、河北的聂树斌案,浙江的张氏叔侄案、福建的念斌案、海南的陈满案等。这些冤案的公开平反昭雪,彰显了新时代中国法治对人权保障的重视;

其二,新时代中国特色法治更重视控制公权力,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如中共十八大新一届领导班子一上任,就作出改进作风,限制其自身权力的“八项规定”。[vii]在十八大整个任期,中共中央和中纪委发布了一系列党内法规,建立严格的权力监督制约制度(如政务公开制度、决策程序制度、问责制度等),限制各级党政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滥用权力;

其三,新时代中国特色法治更重视民主立法和科学立法。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新修正的《立法法》专门就保障和促进民主立法、科学立法做出了一系列规定。如规定人大常委会审议法律案应通过多种形式征求全国人大代表的意见;法律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工作机构应就立法草案举行立法听证会,听取有关基层、群体代表、部门、人民团体、专家、和社会各方面的意见;行政法规在起草过程中,应通过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人大代表和社会公众的意见;法律、法规草案及其起草、修改的说明应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等。此外,《立法法》还创设了对立法的可行性评价和立法前评估程序制度、立法后评估程序制度等。[viii]

其四,新时代中国特色法治更重视法治政府建设。2015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专门发布《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详细规定了法治政府建设的总体目标、基本原则、衡量标准,以及主要任务和具体措施,如完善依法行政制度体系、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依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全面提高政府工作人员法治思维和依法行政能力等。这次十九大报告,又进一步要求加大法治政府建设力度: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完善行政组织法,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其五,新时代中国特色法治更重视促进公正司法。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而司法公正对整个社会公正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十八大以来,我国为保证和推进司法公正推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措施。如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办理跨地区案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实行法院、检察院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和审判权、检察权相分离;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健全行政机关依法出庭应诉、支持法院受理行政案件、尊重并执行法院生效裁判的制度;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建立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推进审判公开;健全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的法律制度;依法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的接触、交往行为。严禁司法人员私下接触当事人及律师等
    其六,新时代中国特色法治更重视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败力度空前加大,惩治反腐、教育反腐、法治反腐、制度反腐全面推进。反腐败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定不移打虎(如查处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孙政才等,五年共立案审查省军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其他中管干部440人,其中十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43人,中央纪委委员9人;厅局级干部8900余人)、拍蝇(五年共立案审查县处级干部6.3万人。处分基层党员干部27.8万人)、猎狐(五年共追回外逃人员3453名,“百名红通人员”48人落网)[ix],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笼子(如政务公开制度、“八不准”制度、巡视制度、领导干部向组织报告家庭财产及个人事项制度、定期述职述廉制度等)越扎越牢;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为了扩大和深化反腐败斗争的成果,推进中国特色反腐败法治建设,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继续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要在市县党委建立巡察制度,加大整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的力度;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要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组建国家、省、市、县监察委员会,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要制定国家监察法,依法赋予监察委员会职责权限和调查手段;要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增强监督合力。总之,要通过所有这些措施,全面建立和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法治反腐的体制和机制。


我们党和国家经过五年艰苦卓绝的努力,新时代中国特色法治建设的道路已经开辟,日前,党的十九大又吹响了向中国特色法治建设新征程进发的号角。在向新时代中国特色法治建设新征程进发的征途中,我们必将会遇到各种各样不同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本书的出版如能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一点微小的助益,笔者将感到无限欣慰。

是为序。

姜明安

于北京八里庄寓所

2017年10月30日



[i]十八大前笔者对中国法治研究、探索的成果分别编辑出版了《法治的求索与呐喊(评论卷》、《法治的求索与呐喊(论文卷》、《法治的求索与呐喊(案析与访谈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和《法治思维与新行政法》(北京大学2013年版)。

[ii]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得出的基本结论”(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iii]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我国宪法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

[iv]《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2、3条)。

[v]《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于2013年12月28日由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作出。

[vi]参见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2017年3月12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所作的工作报告。

[vii]2012年12月4日,第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制定《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载2012年12月5日《人民日报》。

[viii]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法治重视民主立法和科学立法的详细情况,可参阅姜明安:《进一步推进民主立法、科学立法与依法立法》,载《立法研究》2016年11月创刊号。

[ix]资料和数据来源:中央纪委副书记杨晓渡在十九大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载2017年10月19日《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