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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用工监管新政之思

作者:阎天   点击量:373

主持人按

 

        近年来,我国互联网平台企业发挥信息集散和资源调配的功能,开辟了网约车司机和网约配送员(骑手)等新职业,为数量巨大的劳动力创设了岗位,在便利民生的同时促进就业,发挥了经济和社会的积极作用。同时,平台在用工时对劳动者的控制程度和方式迥异于传统用工形式,平台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逐渐难以被“劳动关系”或“民事(劳务)关系”等传统概念所涵盖,以骑手为代表的劳动者亟须获得报酬支付、工间休息、职业伤害及养老和医疗等方面的法律保障,这都对现有的劳动法律制度提出了挑战。平台用工问题由此成为我国劳动法学的最大热点。

       为了回应挑战,国家于20217月出台了一系列监管平台用工的新措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牵头8个部门,制定《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牵头7个部门,制定《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 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中华全国总工会也制定了《关于切实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意见》。监管的“组合拳”可谓新风劲吹,在劳动关系和民事(劳务)关系之间创设新的关系类型,对于包括职业伤害保障在内的骑手社保问题做出全面安排,还提出了包括保障公平就业、控制劳动强度、完善规章制度、推行集体协商等在内的一系列合规要求。我国平台用工的法律监管框架面貌一新;更为深远的影响在于,平台用工监管的新政打破了劳动法以正式用工为调整重点的思维惯性,为探索数亿灵活就业人员的权益保障开辟了道路。这必定是平台用工监管的转折点,这也很可能成为中国劳动法体系变革的起点。

       早在2018年第6期,本刊“判解”栏目就曾组织“平台经济用工与新业态劳动关系”专题,捕捉司法机关规制平台用工的新动向。三年以后,判决的涓滴汇流为新政的大潮,本刊再次就同一主题组稿,目的当然不在于追赶时尚,而是希望以新政为契机,反思制度变迁背后的法理。核心追问是:平台用工的新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四篇文章的作者从不同角度给出了解答:资深劳动法学家常凯教授指出,平台用工并没有改变雇佣劳动的本质,任何监管都必须充分利用劳动法的丰富制度资源;北京大学法学院的阎天助理教授认为,平台用工的监管就是根据政策需要不断突破从属性理论的过程,而这也是我国劳动法治发展的长期逻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王天玉副研究员认为,平台用工的监管新政遵循了“先试点、后推广”的逻辑,试点地方之间的制度竞争是国家做出制度选择的基础;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的娄宇教授提出,诸多国家创设了“第三类劳动者”,解决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的身份问题,其中经验值得借鉴。在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地方与中央、域外与本土之间,学者们捕捉张力,并试图以之解释“制度是如何形成的”。或许所有解释都是“片面的深刻”,而本刊期待不同视角的解释能够争鸣和互补,最终达到事理圆融的境界。

文章来源:《中国法律评论2021年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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