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法制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隆重举行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nticorruption-law
时间:2008-1-17 访问量:3647

    
“反腐败法制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隆重举行
陶品竹
2008年1月12日-13日,由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和耶鲁大学法学院中国法律中心联合主办的“反腐败法制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新闻发布厅隆重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耶鲁大学等国内外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法制办、国家预防腐败局等单位的官员共计60余名代表与会。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与会代表围绕“中国转型时期的腐败现象:表现形式
和原因分析”、“透明政府:政务信息公开”、“舆论监督、人大监督与公共参与”、“行政程序、行政许可和规制改革”、“反腐败机构、官员晋升与财产申报”、“反腐败机制:政治、社会、经济的廉政基础与人文环境”六个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充分展示了中美两国在反腐败法制建设领域的不同规则、理论和实践,取得了良好的预期效果。
在第一专题“中国转型时期的腐败现象:表现形式和原因分析”的讨论中,
来自耶鲁大学法学院的Susan Rose—Ackerman教授、来自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的谢鹏程教授和来自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李景鹏教授分别做了主题发言。在Susan教授的发言中,她首先介绍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反腐败情况。她说,在意大利,政府投入资金运行效率最低的地区恰恰是意大利最腐败的地区,也是最贫穷的地区。在乌干达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中央政府拨资在当地建小学的钱,到了当地所有的钱都腐败掉了,只剩下13%的经费。他们采取的对策是中央政府对外公开的宣布,大概他们整个的拨资的水平是多少,也就是有多少钱应该达到地方的。这样的话,当地的一些组织,包括父母,包括教师就能够以此为根据,要求地方政府履行职责。这样的信息在当地的报纸上,并且在村里的一些通知板上会公布。父母和儿童被组织起来,利用正确所公示的信息。在拉美通过税收和海关的成功改革有力打击了腐败。在拉美几个国家里头,他们改变了自己的税收和海关的体系,让整个税收的体系、海关的体系对于纳税人,对于进出口商来讲更加的简单透明。他们是两手抓的策略:一方面简化整个体制的实体内容,另一方面更好的透明度,并且让用户能够有投诉的权利和机会,能够很好的打击腐败。其次,Susan教授讲了一下程序的问题。她说,我们需要考虑的是一系列的机构和机制,包括公民的知情权、知情的途径等。应该让他们有机会,有渠道投诉,并且参与政策的制定,简化非政府组织注册和获得融资的渠道和程序。而且,举报人应该受到法律体制的保护。另外,还要有一个法律的途径来保护人们,不受错误以及指控性罪名的侵扰。最后,Susan教授做了简短的总结指出:第一点要有一个记录在案的问题,要知道腐败在什么地方,而且腐败在什么地方是特别昂贵的;第二点要重新设计整个的相关程序的实体性内容,让人们没有腐败的动机;第三点要改革《反腐败法》;第四点要另外要增加透明和公共的问责;第五点要找到办法能够让媒体更多的发挥监督约束的作用;第六点要让整个的投诉,以及对投诉的处理机制更加的有效。最高人民检察院理论研究所的谢鹏程教授做了题为《腐败现象的法制生态分析》的报告。谢教授认为,从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情况来看,腐败现象之所以滋生和蔓延,是因为法制生态中存在着五个方面的问题,或者叫五个有利于腐败的生态因子。第一个问题是自由裁量权的压缩和程序控制问题。许多国家在法制化进程中会遇到两个问题,一个是不必由的自由裁量权大量存在。二是必要的自由裁量权缺乏程序控制,包括公开透明、标准明确、监控到位等等。第二个问题是利益冲突的排出机制。所谓利益冲突就是职业人员在履行职务时应作为或者不作为而直接和间接的使本人或者关系人获得利益。第三个问题是权利机构的封闭性问题。权利配置的不科学,不合理是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第四个问题是权利运行的透明度问题。第五个问题是立法和执法对腐败现象的容忍度问题。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李景鹏教授做了题为《社会变迁与政治腐败》的报告。李教授从政治学的角度讲了几个主要的观点。第一个观点就是目前中国出现严重的腐败现象,是社会进步过程当中出现的,是社会进步过程的一个负产品。第二个观点就是腐败现象产生的更深刻的原因在于我们的社会当中潜伏着导致腐败的基因。第三点是导致腐败的社会基因是怎么形成的。实际上,这些腐败的基因是和改革开放之前30年我们实行的全能主义政治和计划经济它所产生的后果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改革开放之前30年所实行的计划经济和全能主义产生的一切后果不能适应现代化新的环境的结果。今天的腐败根源如果把它归结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这种看法不但不正确,而且是很肤浅的。也可以说今天的腐败现象,是中国社会变迁的一种综合症。在自由讨论阶段,有学者提出了腐败的正当性问题,与会人员就此问题进行了争论。对此,谢鹏程教授认为,腐败的正当性是个假命题,是不存在正当性的,任何腐败都不是正当的。在法律环境下任何腐败都是违法的,甚至是犯罪。只有一些人为了给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做诡辩的时候,才试图证明自己行为在道德上的正当性,而他所使用的道德必然是另一种社会,另一种体系的道德规则。郭松江专员提出,我们国家党的惩治腐败体系和政府的也就是法律的这套惩治腐败的体系,是不矛盾的,是统一的。因为党的惩治腐败的体系或者叫规则,是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的一种约束。而法律对腐败的惩治体系或者规则,是对全体公民的约束。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党员干部都应该在这个法律的体系内活动,有人就会说你这个党的规则就没有意义了。实际上党的反腐败规则或者纪律,是比普通法律要严格得多。因为,正常法律规则是一个比较一般的规则,也就是说对普通老百姓的约束。但是,党员的规则是非常高的,就是更加严格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是我们的执政党,而且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在我们政府和官员中占的比例是比较高的。所以,如果没有党的纪律检查和惩治腐败这个系统的话,我们的情况会更糟糕。
在第二个专题关于“透明政府:政务信息公开”的讨论中,来自美国雪城大学的公共行政教授Alasdair Roberts和来自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系的倪星教授分别做了报告。Alasdair Roberts教授指出,与信息权相关的政策必须要做到四件事。第一、要确立人们有获得政府手里持有这些信息的权利。第二、这种政策必须确定行使这项权利的程序。第三、它必须规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政府官员可以选择不向公众公开一些信息,比如包括国家安全或者隐私。第四、必须还要规定如果政府官员拒绝公民某些信息的要求,应该有什么样的救济措施。此外,Alasdair Roberts教授认为,信息权的相关政策能够有效的发挥作用方面,面临着三大挑战。换言之也就是说在三种情况下,信息权的政策有可能会失灵。第一种可能失灵的方式,就是公民本身缺乏提出信息要求的必要的知识和技能。也是说我们要确保公民获得必要的知识和资源,从而有效的运用这些政策。第二个这方面的挑战,是有关公共管理方面的常规或者说是惯例。有的时候出现问题并不是由于相关的政府官员不愿意公开这些信息,而是说他们预先没有想到怎么来满足人们所提出的这些信息要求。第三个相关的挑战是在执行这块。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政府机构拒绝了公民某项信息的要求,对于这个公民要有进一步机制的安排。而且,这样的机制安排是益于为公民所使用的,而且不能昂贵。倪星教授的报告题目是《转型时期的中国公共领导体制变革与廉政建设》。倪教授认为,中国转型社会的腐败具有自己独特的现象和规律。从腐败来讲,腐败官员个人在选择是否腐败的时候,他是有一个潜在的成本收益扩散的。从官员个人角度来讲,他的腐败收益是很清楚,就是物质收益和精神收益了。所谓的官员腐败的成本,可分为三类:第一种就是预备成本,这块可能是成本中间最大的一块。第二块就是直接的实施成本。第三种就是东窗事发暴露之后的处罚,也就是风险成本。官员的腐败预备成本相当于一种沉淀成本。一个人要腐败的话,前提是要勤奋工作,尽可能在人事竞争中脱颖而出,掌握相关的权利,都这是预备成本。在社会的执法力度不是很严格、法制秩序不是很健全的情况下,风险成本相对也是比较小的。这两块预备成本、风险成本都是相对比较固定的。因此,在制约腐败官员行为的成本当中,最直接的就是实施成本。对腐败官员来讲,他腐败的边际成本是递减的,而边际收入是递增的。所以,一个官员踏入腐败的话,他绝对不可能收住脚。所以,从官员个人角度来讲,最佳的腐败规模永远是无穷大的。与此同时,从反腐败角度来讲,反腐败也有成本和收益。反腐败的收益可以理解为促进了社会道德风险,提高了政府合法性,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等等。反腐败成本包括立法成本、执法成本和守法成本等。从各国的实践,包括中国的实践来看,比较常用的方略有三种。第一种就是思想教育;第二种是社会运动,比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种;第三种就是我们现在谈的制度建设。从成本收益的分析角度,可以发现最佳的反腐败战略当然是制度建设。如果说结合中国当前腐败发生的规律和反腐败战略的采用来讲,即使是制度约束性或者制度建设性的方略可能都需要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上的突破。在自由讨论阶段,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莫于川教授讲了三个观点。首先,现在对于我们中国这样的转型期的国家,应当树立并且强化政府信息公开法制的理念。其次,从典型的案例来看,我们当下中国的信息公开法制、公开机制还是存在严重不足的。再次,我们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还是可以有很多对策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比如现有的内部纠错方式和外部监督方式,现有的平台确实还是能解决一些问题的。中国政法大学的蔡定剑教授分析指出,西方文化一个很重要的价值观念,就是价值观念多元化,当官的不能发财,要发财就不要去当官,要自由就去当教授而不要做其他事,这个价值观念定位是很清楚的,所以,它的价值多元化,当官是当官的、发财是发财的、自由是自由的。而我们只有一个当官发财的总价值观念。因此,要解决中国的腐败问题,根本上要解决一种当官发财的文化,要提倡社会价值的多元化。北京大学的湛中乐教授谈到,首先,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不仅仅是以刚出台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做为一个标志,在此之前中国大陆有些法律,包括国务院的规范性文件,国务院的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等相关的法律制度都有所表现,只不过新出台的信息公开条例是一个重要的行政法规;此外,在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出台之前,中国的一些地方省市,有一些地方性的行政法规和规章也在不同时期出现过。其次,《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这个行政法规,跟大量的行政不作为案例的出现有正相关。在此之前,中国大陆已经发生很多请求行政机关作为,但是行政机关没有作为的现象。从《行政诉讼法》实施到现在20多年里,有大量的案例存在。未来更多的行政不作为的申诉或者案例的出现必将成为一种趋势。再次,即便被司法机关确定不作为的时候,机关的责任何在,公务员的责任何在,能不能有一个良好的问责制,这是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
在第三个专题“舆论监督、人大监督与公共参与”中,透明国际组织美国分部主席Nancy Boswell女士和中国政法大学焦宏昌教授以及河北省反腐志士郭光允先生分别做了主题发言。Nancy Boswell女士讲到,对于公民团体来说,在控制腐败方面最明显的功能就是要求改革,公众的压力对于政府的官员来说是不愿意看到的,但是这是对变革的驱动力。透明国际发布的各国腐败程度、腐败水平的指数,这也是其在世界上最为人所知的指数。根据各国在政府部门里头,人们所遇见的腐败水平进行排名的做法,促使了世界各国的很多公民开始关注腐败,这样的话就带来了在世界各国进一步的改革。在美国上次选举的时候,公民对于立法机构和行政机关里的腐败现象的愤怒,导致了很多长期的立法国会议员下台,另外也促使了新当选国会成员,最终通过了一些有关于操守和道德方面,本来早就应该进行的改革,而且这些改革有着深远的意义。这些改革包括进一步增加对于国会议员向自己选区拨款的透明度,我们把这部分叫做特别的拨款。当然,如果政府里的官员认为,他们手里可以处理的资源或者他们收集的信息为他们个人所有,可以由他们完全决定是否要授予别人还是不给别人,这样的话就会出现腐败的问题。为了处理这样的问题,最重要的一条途径就是通过更大的透明度,就像我们的一位最高法院的法官讲的一样,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透明度在任何的反腐败斗争中,都是最重要的、最关键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给予公民信息,能够让他们更有效的让政府承担起问责制。这也是为什么自从透明国际建立之后,我们在世界超过90个国家组重要的工作就是要确保公民的信息权,并且确保政府要履行公布所有的除了那些最需要保密的信息之外的政府信息的这项义务。焦宏昌教授报告的题目是《论监督法质询制度的不足及其对策》。焦教授重点讲了中国的人大监督制度里面的质询制度。在焦教授的报告中,首先,对我们中国的质询制度做了一个法律学的考察和文本的分析。其次,就是对于该制度的实行状况做了一个时政的分析。最后,讲了该制度里面存在的问题和我们的一些可行性对策。为什么法律规定的质询制度在实践中很少能够实施呢?焦教授认为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个是跟中国的传统文化关联在一起的。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中庸、和为主流的。如果通过当面质询、现场答辩的方式,可能会跟我们传统文化不相符合。第二个涉及到我们近些年的概念,就是所谓的稳定压倒一切。当面的对一府两院的质询可能会影响稳定。第三个也就是最主要的问题可能还是要归因于人大代表的选举制度,代表们能不能真正代表选民的意志,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河北省反腐志士郭光允先生的报告题目是《论制定举报人(证人)保护法》。郭光允先生以他亲身的经历告诉我们中国反腐败工作的艰巨以及公民行使权利还需要从制度上加以完善和保障的问题。
第四个专题是关于“行政程序、行政许可和规制改革”的,本专题又被分为上下两个半场的讨论。
在上半场讨论中,中国政法大学马怀德教授和北京大学姜明安教授分别做了主题发言。马怀德教授发言的题目是《完善行政法制,更加注重源头和制度防腐》。马教授认为当今在公权力的腐败现象中,可能有多种原因导致了这种腐败。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有四个方面。第一是立法和制度的腐败。这个要从两个方面说:一方面就是我们在有些重要的制度领域没有相应的法律,比如说我们没有公务人员财产申报法,没有预防腐败法这些重要的法律,导致了腐败的产生;另一方面就是很多行政机关利用制订规则、设立制度的机会,将有可能产生腐败的权力扩张到了极致。所以加快制订反腐败的法律,同时,减少部门立法,这是解决制度腐败的最根本的程序。第二是政府的错位,也就是政府在本来应该由市场发挥作用的领域,依然在发挥着配置资源、计划决策的作用。所以,制订一些严格规范行政权力的法律,比如行政强制法、行政收费法,行政监察法等等都是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防止腐败的最根本的途径。第三是缺少程序规则。制订统一的行政程序法,为所有的行为提供基本的程序规则,这是减少腐败的必由之路。北京大学姜明安教授发言的题目是《正当法律程序:扼制腐败的屏障》。姜教授说,正当法律程序主要有两个基本功能,一个就是防止滥用权力,遏制腐败。第二个就是保护人权,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正当法律程序起始于自然正义,自然正义的主要含义可归结为两个规则,其一就是任何人不得做自己的法官;第二,任何人在受到公权力不利行为的影响,特别是刑事处罚或其他制裁时,有获得告知、说明理由和提出申辩的权利。但是20世纪中期以后,公开、透明、公正参与在正当法律程序中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这些原则与回避、告知、说明理由、听取申辩原则一道,共同构成现代正当法律的基本内容。正当法律程序缺位,是我们国家滋生和蔓延腐败的重要原因。在中国创建权利制约权力的机制,走程序制权、程序反腐之路,应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将整个政府运作中应遵循的正当法律程序法律化、制度化,以正当法律程序规范所有政府部门行使公权力的行为。姜教授认为,正当法律程序实现的途径大概有四条:第一条,将我党多年已经在做并且行之有效的做法法律化、制度化,如重大决策经党员代表大会或党委全体会议讨论。第二就是重大决策听取和征询民主党派的意见,现在正在做,但是还没有制度化。第三就是党的机关,包括组织部、纪委、政法委等行使国家公权力的行为,通过一定形式向人大报告,接受人大的监督。第四,党的组织对党员做出不利处分、处理,如降职、撤职、开除等,应告知说明理由、听取申辩,必要时应公开举行听证会,允许媒体监督。
在下半场讨论中,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研究员陈新民教授和美国麻省Endicott College的陆符嘉博士分别做了题为《新加坡肃贪的法制分析——兼论台湾肃贪法制改革》和《官僚腐败和财产权》的报告。陈新民教授指出,新加坡的制度最明显的特征是:他们利用严格的法律对于新加坡公务员的反腐败做了努力的规范。新加坡最重要的反贪污局,虽然在1953年成立,但是在李光耀以后才变成最主要的防治贪污的机构。这个局拥有相当广泛的权力,除了起诉权以外,所有关于检察官的职权,这个局都可以行使。新加坡的调查,法律规定了很多制度。其中许多制度对于我们人权学者或者公法学者来讲,是不能接受的,但是他们在使用。首先,在财产上,任何公务员,只要有和收入不协调的财产增加的话,这个公务员就被推定是有贪污。所以,该公务员就要有举证的义务,假如不澄清,不举证财产来源是合法清楚的,就被推断有罪。其次,表现为任何一个证人只要作证的话,也可以作为公务员贪污的依据。公务员没有沉默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另外,他们新通过的《贪污所得没收法》也规定,贪污了钱除了要被没收以外,还会被处罚跟贪污数目一样的罚金。要是不缴这个钱,也可以用坐牢的方式,从两年到十年,来替代这个罚金,这在全世界正好是颠倒的。陆符嘉博士在报告中指出,腐败和反腐败是一个过程的两面。陆博士认为政府采取措施的主要动机不是对个人财产权的保护,而是基于国家和国有资产不断的流失。财产制度的演变,并不单纯在于建立私有财产制,而是建立一种二元或者多元的产权制度。就短期而言,腐败博弈是针对经济效率和平等作为机会成本的选择。就长期而论,腐败博弈是对产权所做的制度性选择。但必须注意到这种选择不是单纯政府对财产制度的选择,而是取决于所有当事人之间的互动。此外,陆博士指出,对于中国是否能够成功的出现一种比较有效的、比较公平的产权制度,仍具有不确定性。这不仅由于财产制度的建立本身的困难性和艰巨性,而且在这一过程当中涉及到所谓的转型正义问题。
第五个专题是对“反腐败机构、官员晋升与财产申报”的探讨。在该专题中,美国凯威莱德国际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Peter Clark先生、《中国法学》原主编郭道晖教授和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王明高处长分别做了报告。Peter Clark先生在报告中说,美国联邦有一套个人财产申报的要求,主要是指政府雇员和政府官员的个人财产申报的要求,是为了避免这些公务人员在行使政府职能的时候,避免他与行使的职能所管辖的金融财务的活动之间有个人的关联。美国联邦绝大多数的官员,每年必须要上交个人财产声明的表格。而且越资深的官员,个人汇报的详细程度越高,所有的财产披露的信息公众都是可以获得的。如果官员的职位比较低的话,他所填写的申报表格没有那么详细,而且这些低职务的人员申报的信息,公众是无法获得的。联邦政府的雇员如果未按照要求申报个人财产,可以给与相应的处分。如果联邦政府的官员蓄意提供或者是捏造个人财产的信息,可以对其进行刑事起诉。在个人财产申报表格上,专门有明确的规定,指明该表格上填写的信息可以被所属的公共机构用于多种目的。在联邦政府当中,需要申报个人财产的联邦雇员,主要是指那些在履行自己公职的时候,个人的财产或交易可能会与所管辖的事务有所关联,或者他们的家人与其产生经济的关联。此外,Peter Clark先生还就申报财产的数额问题做出了详细说明。郭道晖教授的报告题目是《从“庞家钰现象”反思我国人事制度》。郭教授认为,要讲反腐败应该从理念上、制度上明确以下三点。第一,反腐的前提是反专制,民主是腐败的天敌。不能只是就腐败论腐败。第二,要改变以党治国,真正实行依法治国,实行民主宪政。第三,必须动员和依靠社会的力量,建立民管官的一套完备的制度。具体又包括:实行货真价实的民主选举;广泛建立公益性的非政府组织,发展民间的反腐力量;促进公民社会的形成,以社会权利制衡国家权力,尤其需要依赖于有社会良知的知识精英和法学专家的共同努力。王明高先生报告的题目是《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研究》。王明高先生通过总结世界各国的反腐败经验和教训,提出了通过科学的制度来反腐的观点。科学的制度反腐是与其他的反腐途径相对比而总结出来的。首先,清官反腐实践证明不行。从古至今靠清官反腐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还没有一个成功的例子。其次,重典反腐实践证明不行。再次,运动反腐实际证明不行。关于运动反腐就我们国内搞三反、五反的成败,运动一过潜在的没有暴露的腐败分子又蠢蠢欲动、赤膊上阵、前仆后继。靠运动和政变来惩治腐败,在中外历史上没有一个成功的例子。此外,关于制度反腐,如果制度不科学,实践证明也不行。那么,针对我国来说,什么是科学的反腐制度呢?那就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反腐败制度。具体来说,中国反腐败应该走中国特色的反腐败之路,包括金融实名制度、家庭财产申报制度、中国公民信用保障制度、遗产税制度、让权利在阳光下运行制度等。在自由讨论阶段,台湾政治大学董保城教授指出,贪腐是一个人性,也是一个跨国的特征,特别是现在在人流、物流、经流全世界运作之下,贪污变成了国际合作的新议题。贪腐本身就是政府出售公权力,反贪腐基本上也是一个基本权利,纳税人有权知道政府把他的钱用到哪去了,政府也有责任告诉老百姓他的钱在哪。在台湾,反贪腐有消极的管制和积极的管制两方面。消极的管制指制订了相关的财产申报、强制信托、证明财产来源等规定,积极管制就是希望提高公民的待遇,改善其工作环境,最主要的是其升迁管道要透明。对于台湾反贪腐的建议,董教授说,一是要重建行政伦理,单纯提高公务员薪水并不能减少贪污;二是要透明治理,政府的官员就应该像玻璃缸里的鱼,让人们看得到,媒体要知道,甚至公务员有组成工会来对抗贪腐的权利;三是建立专责贪腐机构;四是要提倡所谓的企业的社会责任,让企业知道永续经营必须要有守法的决心和意志,否则的话不可能永续经营。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的博士后研究人员魏昌东先生认为在中国家庭财产申报制度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公务人员近亲属的财务状况没有透明和公开。因此,应该建立公务人员的财务流转的透明制度,也就是要建立中国的财政银行,通过财政银行监管公务人员及其近亲属所有的财产流转。这样就从一种道德对个人的约束走向一种真正的透明制度的规范约束。清华大学的任建明教授提出中国要推行财产申报制度,取代收入申报制度。财产申报制度虽然遇到了很大阻力,但是这不是制度无效,也不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能不能应对可能因为反腐败遇到政治风险的问题,有没有足够的政治决心的问题。中国政法大学的朱维究教授提出了财产申报的范围究竟有多大的问题。朱教授指出,仅仅是收入申报肯定不行,大家都盼望着从收入的申报向财产申报全面去发展,这是共同的。但是,财产申报的范围究竟多大,在公有制的情况下,在公有制的中国,我们确定这个财产的范围,尤其是官员的财产范围应该怎么确定,这是一个大课题。这是造成制度腐败的一个前提,如果没有这部分的制度更改或者改革,谈不上财产申报。因为大量的财产是在申报范围之外的。
在第六个专题“反腐败机制:政治、社会、经济的廉政基础与人文环境”的
讨论中,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Melanie Manion教授和清华大学任建明教授分别做了主题发言。Melanie Manion教授首先介绍一下香港的反贪经验,此外,以香港反贪经验为基础,提出了一些中国反腐倡廉的问题。Melanie Manion教授说,香港的经验实际上是一种快速实施的成功反贪倡廉的经典案例。香港本身并不是一个完全民主的体制,而且它的人口也基本上是华人,但是它和中国大陆还是有很多差异的。香港的廉政公署有很多经验是可以借鉴的。首先,是法律的合理和明晰。反腐工作必须要有法律基础,廉政公署的反腐倡廉工作就有三个法律的来源。其次,香港第二条可以借鉴的经验就是有独立的机构设计。香港的廉政公署向香港的特首汇报。廉政公署在授权、在资源、在人力安排方面都是非常到位的,从而确保了成功,廉政公署的机构设计方面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其独立性。当然,机构的独立不见得是中国大陆可以借鉴的一条经验。大陆可以借鉴的是适当的机构设计,而不见得是独立的机构。再次,第三个可以借鉴的经验非常简单,就是公正的执法结果。执法非常重要,不光是它可以减少腐败的数量,而且可以发出信号,构建公众的信心。廉政公署有足够的授权资源和相关的支持,从而能够很好的执法,而且执法的成功案例也大肆对公众进行宣传,这样的话就能成功的扭转人们认为政府在反腐当中是不可依靠的观念。最后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通过机制上的设计预防腐败。预防腐败并不是说通过制订一些规则禁止人们的某些行为,而是要改变机构的设计。清华大学的任建明教授报告的题目是《惩治腐败战略的有效性及相关法律制度研究》。任教授说,我们必须承认,惩治、预防和教育是我们反腐败的三个最基本的对策,而且这三个对策之间是互相不能替代的。任教授还试图构建一个逻辑上的理论框架,解释在什么情况下,打击战略是有效的。此外,任教授还提出了改进中国打击腐败制度的一些建议。他说,在今天我们特别强调预防,预防腐败局成立的时候我们不能丢弃惩治。香港的经验告诉我们,要坚持打击、预防、教育三管齐下,但是要从有效的执法开始,执法是一个基础。如果打击被放弃的话,教育就会变得更加的苍白无力,预防制度的改革所遇到的阻力将更加无法克服。在自由讨论阶段,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陈正云先生指出,随着我国的法制进步,以及我们司法机关办案人员执法行为的规范,可以说我们现在查办任何腐败案件都是依法办事,并不是说哪个人有背景就可以不被查处,所以大家也看到,无论官职多高都可能被查处。特别是近几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就是甚至官员都已经退休离任以后仍然可能被查处。我们所有办的案子都是依照实体法和程序法进行的,而不是看它是不是有什么背景或者说是所谓的政治斗争的结果。中央党校的林喆教授讲到,反腐败是一个世界潮流,我们肯定要和国际接轨,我们要有耐心,这肯定有一个过程。至于我们反腐败用什么模式,到什么程度,现在的实施纲要已经讲的很清楚,我们反腐败的新路就是以教育为基础,以制度为关键,以监督为保证。十七大报告指出,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下一步要做的就是要建立阳光制度。来自南开大学的赵正群教授对中国反腐提出了一个新思想,就是在信息社会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运用信息手段和信息法制来反腐败。赵教授认为,信息公开法反腐败的作用主要是预防功能,而对于公职人员财产的监督规范是有利于个案追究的,是一种追究规范。这两种规范应该能够在中国的反腐败工作中,甚至在全球反腐败的合作中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
    此外,本次会议还收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诸多交流论文,整个研讨会气氛热烈,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腐败与反腐败问题已经超越了国界,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在本次会议中,中美两国学者围绕着反腐败法制建设及其相关问题充分畅谈己见,学术自由和批判与创新的精神又一次得到了展现,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会议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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